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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「中國近現代氣象學界若干史跡」有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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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-09-09 | 【 【关闭】

  引 言

  民國101(2012)年海峽兩岸的年度氣象交流,行程正好相反,9月份大陸先來台、12月份台灣再去大陸參訪。氣象出版社王社長特托衛星中心苟副主任,帶來這本「氣象科技史研究」的新書,本書编辑為南京氣象學院(現南京信息工程大學)陳學溶教授所撰著,他和戚啟勳教授(空軍氣象聯隊副聯隊長、中央氣象局簡任技正、中國学问大學氣象教授),是中央研究院「氣象研究所」訓練班的同學。所談內容絕大部分是1950年之前的氣象往事,「這些事」在大陸和台灣,現在兩岸之氣象人都不熟悉,陳教授是當時的見證者,他的記憶力和考證度都很精準,不但將他所親歷的氣象事件記下來,也能將現代人記述錯誤的氣象歷史,以證據加以說明補正。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的陶詩言院士,特為本書寫序,陶院士指出,本書「以中國氣象事業發展為主線,憶人記事,或為親身經歷,或經考據論證,重史實,慎評論」。所謂「近代」是指1840(鴉片戰爭)到1949(國共內戰)年之間;「現代」一般指1949年後(海峽兩岸)時期。

  有關早期的氣象學會

  民國83(1994)年10月,為慶祝兩岸同根的氣象學會70週年紀念,來自南京的陳學溶教授,在北京時特向來自台灣參訪團的陳泰然理事長,交流一篇有關我國氣象學會的歷史文章。經理監事會討論,「中國氣象學會早期事略」,是兩岸雙向交流後,编辑提供全文照登在學會會刊(民國84年,36期1號)的大陸文章。這「早期」是指民國13(1924)到38(1949)年共25年的學會歷史。

  這是一篇我國很珍貴、有意義的「學會歷史文獻」。很多的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,包括前後共16屆理事會的:「名譽會長、會(理事)長、副會長、理事、總幹事、幹事、總編輯、編輯幹事、編輯委員、特約編輯,學會所在地」;每屆年會的:「召開地點、主持人、出席人數,宣讀論文的篇數、编辑、論文題目」;及學會的氣象刊物,有民國14(1925)年的「中國氣象學會會刊(第1卷起)」、民國24(1935)年7月改為「氣象雜誌(第11卷起)」、民國30(1941)年更名為「氣象學報(第15卷起)」,前後共出過20卷的經過,陳教授均一一查出。創會早期時其出刊較正常,到抗戰、內戰期間,不管年會改選或期刊都較無法正常運作。但從這些內容,還是能與在台復會的氣象學會,聯繫起密切之關係來。

  中共新政權成立以後,大陸重新組建「軍委氣象局」,五年後轉為「中央氣象局」;也召開過新三屆及第十八屆的氣象學會大會,不久「学问大革命」爆發,中央氣象局被併入軍方系統;氣象「學會和學報」被迫中輟13年之久,到1979年才全面恢復。後來他們將1950年起的兩位理事長,竺可楨的任期統稱為第17屆、趙九章的任期稱為第18屆,這樣就能接續到國民政府時代氣象學會之屆數。1978年大陸迎來「科學的春天」,各種學會恢復運作,1978年先補選葉篤正博士為氣象學會第18屆、再選出第19屆的理事長,並嚴格規定每屆改選之任期為四年;而「氣象學報」則接原卷數出刊,這樣也和民國時期的學會學術期刊接上關係;大陸從2002年伍榮生任理事長起,氣象學會才開始每年召開會員代表大會,並聯合十來個專業委員會同時舉辦「學術研討會」。

  民國44(1955)年,在臺灣的氣象界先將「氣象學報」復刊,交由「軍民聯合預報中心」編輯出版,但從第1卷開始,民國47(1958)年8月在臺灣省氣象所,中國氣象學會再復會,並再選出創會時的蔣丙然教授,為復會的第1屆理事長,每年一定召開一次會員大會,稱之為一屆。兩岸的氣象學會淵源是相同的,在前25年只有一個,1949年之後,北上北京及南下台北各自發展,從1950到1981年間,兩岸氣象界沒有任何往來;民國71(1982)年先在海外的馬尼拉,民國78(1989)年在香港以兩岸為主的國際研討會,到民國83(1994)年借著創會70週年,建立雙向直接交流,「氣象學會」成為兩岸氣象界溝通的紐帶。

  有關竺可楨與氣象教學及研究所

  竺可楨與胡適等,是「庚子賠款」第二屆留學美國的,原在伊利諾大學得「農學碩士」學位,後在哈佛大學以研究遠東颱風得「氣象博士」學位。民國7(1918)年回國後,先後在:「武昌高師、南京高師、東南大學和中央大學」等高等學府執教近十年,於東南大學創地學系(含氣象組)為系主任,最早為我國培訓大學的氣象(地理)專業人才;民國16(1927)年12月應蔡元培之邀,出任中央研究院「觀象台」負責氣象部份之籌備工作,民國17(1928)年2月因此辭教職,全心投入擔任氣象籌備主任(以後任所長)。由於陳學溶是氣象研究所訓練出來的學生,所以本書有一半以上的文章,都與他的恩師竺可楨有關。

  蔣丙然和竺可楨兩位博士,是我國氣象界的第一代宗師,蔣丙然長期在北方(北京、青島),晚期(民國35年12月之後)在台北最早開啟台灣大學的氣象教育;竺可楨回國後就以大學的氣象、地理之教育為主,建立氣象研究所後也開辦氣象學習(訓練)班(共四期),故竺可楨培養出的人才,往後對我國的氣象地理教育、作業實務之影響較為深遠。在大學裡教出的學生中:黃廈千、胡煥庸、呂炯、張其昀、朱文榮、陸鴻圖、鄭子政、李鹿苹等;在氣象訓練所訓練出的學生中:史鏡清、殷來朝、徐寶箴、趙恕、畢夢痕、鄒新助、瞿邃理、陳學溶、許鑑明、顧鈞禧、楊鑒初、嚴之永、戚啟勳、曾廣瓊、斯傑、楊則久等,這些人不管留在大陸或因抗戰進入空軍而來到台灣,對兩岸氣象界(不管教育、作業)的貢獻均有目共睹,我們這些後生小輩們,與第一代的宗師也脫不了關係。

  本書所收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,應是陳學溶教授選自「竺可楨傳」,他所撰寫的第三章:「為中國現代氣象事業奠基」。竺可楨是中央研究院於民國37(1948)年所選出的第一屆院士,在我國學術地位很崇高。雖然蔣先生曾派蔣經國親去請他,傅斯年也為他在台大安排教授職缺,不過他並沒隨政府南下轉進來台,選擇北上就任由中央研究院改稱之「中國科學院」副院長,好在「学问大革命期間」,是受到周恩來下令保護的少數學者之一,除不能再管事,「實際衝擊」並不大。竺可楨除擔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外,民國25(1936)到38(1949)年還擔任浙江大學的校長。抗戰爆發後,除主持搬遷校、所這兩單位,他還設法將杭州文瀾閣的「四庫全書」(全國僅存的三套之一),完整內遷並完壁運返交還浙江省政府。在中央氣象局沒有建立之前,氣象研究所等於兼辦全國的氣象業務,包括:推動氣象台站規劃建設、天氣預報與服務、開展氣象科研與期刊出版、參與國際合作與高山(泰山、峨眉山)觀測等等。竺可楨還為我國第一位因觀測而殉職的氣象同仁,向中央研究院爭取設立「史鏡清紀念基金」,曾辦過徵文比賽並刊登出來。可惜不解的是兩岸分離之後,中央研究院在台復院、復所,六十年來又新建立那麼多的新研究所,而氣象的災變對「國家經濟建設、人民生命財產」的損失,是如此的為害重大,但中央研究院成立時就有的「氣象研究所」,居然到現在一直無法完整地復所,實在令氣象界感慨與不解。

  有關早期氣象觀測及預報

  氣象雖很古老,我國古人也早就總結出「二十四節氣」的經驗,但數據化的觀測是與近代科學儀器的發明,才同時發展起來的,致於氣象理論的蓬勃發展則是二十世紀的事。十九世紀末,號稱遠東三大觀象台:上海(法國)、香港(英國)、青島(德國),均掌握在外國人手中;十九世紀70年代起,我國在沿海、沿江之商埠、燈塔、島嶼,曾設立過50餘處的海關測候所,但管理權操在英國人的總稅務司手中;我國政府真正有氣象觀測事業,是民國元(1912)年所成立「北京觀象台」,民國2(1913)年7月1日,蔣丙然博士掌氣象科開始正式觀測,這是國人正式創建現代氣象事業的開始;民國10(1921)年,竺可楨在東南大學(後中央、南京大學)創辦地學系(內含氣象專業),就在該校的農場創設「南京氣象觀測站」,當時他就有在「北極閣」建觀象台之構想,到中央研究院「氣象研究所」成立才如願。民國13(1924)年,政府任命蔣丙然為台長,正式才由日本人手中收回,原由德國人所興建「青島觀象台」之主權,當年10月10日成立「中國氣象學會」;原北京觀象台之業務,則於北伐成功之後,民國18(1929)年,由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正式接收。

  在氣象研究所成立之前,為德航要開闢遠東航路「了解氣象」,曾委託瑞典大探險家斯文赫定,組織「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(1927-1933)」,重點是新疆、甘肅、內蒙古一帶的氣象觀測(中方參加者主要為劉衍淮、李憲之),1927-1930於西行沿途及所設氣象台中,施放過400多次的測風氣球(用經緯儀的高空風);負責氣象的郝德博士第二次來華(1931年5月),攜來當時先進的「氣象風箏」,由第二批參加的徐近之、胡振鐸負責,1931年在內蒙古施放過123次,但這些資料可惜未能在我國保存下來。任務告一段落,這批儀器(風箏、氣象儀、鋼絲、繞絲機)於民國21(1932)年6月,以約500美金轉售給氣象研究所,但因南京上空飛機過往頻繁,施放對飛行易生危險,明令禁止;故委託清華大學氣象教學兼氣象台台長的黃厦千負責,民國21(1932)年9月27日北平第一次獲得氣象風箏的紀錄,民國22(1933)年9月8日上午9時許,因上空風向突變,風箏墜落,鋼絲牽線掛在高壓裸線上,史鏡清成了為觀測而觸電犧牲的第一位氣象人。氣象研究所成立,從民國18(1929)年起,就積極籌辦「高空風觀測」。因此我國最早保存的高空風記錄,是民國19(1930)年1月18日起,在南京北極閣所測得的,5月份起開始在北極閣施放「探空氣球」,以得高空各層的氣壓、溫度及濕度。「氣象風箏」的觀測則如前所述,才改在北平(京)執行;同時氣象研究所也和中國航空企业及空軍合作,從事飛機的氣象觀測,這是抗戰爆發之前的特殊觀測,主要執行者在研究所是朱文榮(國華)、空軍飛行員為羅機。

  蔣丙然和竺可楨在他們負責南北不同氣象機構期間,對國內氣象站的建制,都有規劃及建議。氣象研究所直屬有北平等28個測候所,陳學溶將各所的工作人員一一找出,其中以西藏拉薩(1934/07-1941/12)的建站,最能代表竺可楨對我國氣象事業的苦心。可惜的是,因國家沒有真正的統一,內鬥、外患、內戰不斷,雖然中央氣象局(1941)已成立,並接下原氣象研究所代為處理的業務及測站,但在1950年之前的中國大陸,氣象台站尚不普遍,內戰後由「中共」接收時,才只有100多家而已。當時建制最完整的氣象台站,反而是由日本人手中收回的「台灣省氣象局」,到目前台灣新建有人的氣象台並不多(金門、馬祖可為代表),但後來新建的自動雨量(含氣象)站已完成,大陸方面曾有來台灣參觀學習經驗。大陸在論及涂長望擔任其軍委(中央)氣象局局長的功績時,「廣為建設氣象台站」被排在第一(達1500多家),目前大陸傳統台站已達2600家左右,已是每縣市都有氣象局的局面,所以大陸的氣象局實行「雙重領導」,各地(省、市、縣)氣象局的實質建設,和各縣市政府的重視支撑度大有關係。

  陳學溶教授指出,在我國光緒33(1907)年,法國人掌控的徐家匯觀象台,開始從事短期天氣預報,該台漠視我國的主權,越俎代庖發布「天氣預報和颱風警報」近半世紀之久。抗戰勝利後政府派鄭子政,未能收回徐家匯觀象台,到1950年代才由中共收回主權,就是現在的「上海市氣象局」。蔣丙然前輩是最早發布天氣預報的國人,民國5(1916)年在北京觀象台,開始每天繪制天氣圖,並據此作出天氣預報公諸於世。其後,「青島觀象台」和張謇私設的南通「軍山氣象台」,也曾有過天氣預報與服務。氣象研究所成立之後,竺可楨透過致函東亞建台最早,時任「馬尼拉觀象台」的台長Father Selga(哈佛大學同學),介紹沈孝鳳、黃廈千前往該台見習,實習天氣圖繪制和天氣預報的技術。兩人回國後開始繪制天氣圖,民國18(1929)年元旦試作天氣預報;民國19(1930)年元旦起,正式發布天氣預報、颱風警報及其服務的工作。除送中央廣播電台播發外,還刊登於次日的中央日報,以後各報也要求「比照刊登」,軍政部航空署、滬蓉(後改組為中國)航空企业,每日亦派人前往氣象研究所索取「書面的天氣預報」。氣象研究所的天氣預報業務雖開展較遲,但經不懈的努力進步很快,到民國26(1937)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,其影響所及,已足以取徐家匯觀象台而代之。

  有關早期中央氣象局

  十九世紀中葉的克里米亞戰爭,事後對「有關風暴」的追蹤,發現如果「通信」能改善,則氣象觀測的資料只要掌握時效得當,就很有「實用的價值」,所以1870年左右,為大眾服務的國家氣象機構,最早在歐美國家先行成立,遠東國家以日本(最先維新改革)、菲律賓(美國屬地)較早。我國常態性的中央氣象局在1941(民國30)年才成立,足足相差達70年之久,氣象研究所兼辦時也差了快60年,就是中央觀象台成立也晚了40多年。

  由於當時我國的測候機構、領導體制、業務制度,皆很混亂各有一套。為了盡可能一致,竺可楨所長呈請中央研究院出面,先後三次在民國19(1930)、24(1935)、26(1937)年,邀請20多個有關部門、單位,召開過「全國氣象會議」,針對共同關心的氣象測候的:建制、等級、管理、經費、儀器設備、觀測規範、時制、符號、用語、電碼、人員培訓等,進行交流討論,並作出相應共同遵守的決議。這段時間氣象研究所還培訓了四期,有100多位測候骨幹人員到全國各單位。但氣象研究所只是一個研究機構,要承辦全國性的「氣象行政」工作,實在力有不逮也與體制不合。所以在民國26(1937)年4月2日,第三次的全國氣象會最重要的建議案,就是「為促進和健全我國氣象事業的進一步發展,有成立全國氣象行政機構,以統一事權的必要」。並決議由:氣象研究所、交通部航政司、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處、航空委員會、江蘇省測候所等五個單位,進一步討論此事。5月1日正式呈請國民政府積極籌設「中央氣象局」。沒想到兩個月之後,七七事變發生抗日戰爭全面爆發,籌設中央氣象局之議,只能被「擱置起來」。

  抗戰爆發全國內遷之後,戰爭進入「戰略持久」階段,有關大後方「興建氣象測候網」和「統籌全國氣象行政之議」,再度提到議事日程。經最高國防委員會討論通過,國民政府遂訓令行政院,於民國30(1941)年3月11日,召集:交通部、教育部、農林部、財政部、航空委員會、中央研究院、行政院派代表參與討論,決議贊成建立「中央氣象局」,直隸行政院,但要與中央研究院密切合作。本來竺可楨曾主張:「將中央氣象局的任務交由氣象研究所代辦,以節約經費,並可收事半功倍之效」,當時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也同意。但行政院某高層認為,中央研究院「不應管理行政事宜」,決定中央氣象局單獨建立。7月15日「中央氣象局組織法」在行政院第523次會議通過,全局員額才只有45人,比兩年前成立的「福建省氣象局」還少。局長一職行政院原商請竺可楨兼任,但竺可楨的校長、所長已有兩重任在肩,堅辭不就。行政院蔣中正院長遂於10月15日,正式認命中大教授黃廈千博士為局長,10月20日黃局長到職視事,27日正式啟用「關防官章」,是為該局成立之始。

  中央氣象局和氣象研究所之分工,主要:氣象行政、氣象電碼和天氣預報廣播、作業中的測候所、測候網之規劃建設,歸氣象局;氣象研究歸研究所,並得繪製天氣圖及保留氣候工作。可惜中央氣象局一成立,人員就欠缺,特別是骨幹的科長級人物之任命,非常不順利,黃廈千與有關單位的相處也不佳。導致才一年多,就由呂炯(慰光)於民國32(1943)年4月,接替為第二任局長,他還由氣象研究所帶來:盧沃、程純樞、曾廣瓊等人。竺可楨擔任所長時期,但他更多的精力須放在浙江大學,研究所裡的工作就委由呂炯多擔代的;民國33(1944)年5月,在西南聯大的趙九章博士,被調來氣象研究所代理所長一職;重回中央大學的黃廈千,民國33(1944)年8月,氣象專業脫離地學系,升格為全國第一個氣象系,就由黃廈千出任該系首任系主任,到1950年代初期才離開大陸。

  有關早期空軍氣象

  陳學溶是民國24(1935)年3月,由氣象研究所學習(訓練)班第三期畢業,被分發到山東泰山測候所工作,同班同學中有很多人後來進入空軍,他差一點也加入(航委會曾發委任令,但建制上一天也沒離開過氣象研究所,曾有協助空軍機場參與觀測一年),後來同期來到台灣的同學,如:斯傑接盧楨為台灣獨立第551氣象中隊長、嚴之永是空軍氣象組組長、許鑒明在海軍、楊則久航政司氣象科、戚啟勳對氣象教育影響最大,(著書開出版社專出氣象書籍,也介紹大陸氣象書出繁體字版)。在大陸人較多,如:楊鑒初是中科院大氣所四大金剛之一,顧鈞禧先在民航局後在氣象局及氣象出版社,陳學溶後來長期在南京氣象學院任教。有關氣象研究所訓練的四期畢業生中,陳學溶考證有21位進入空軍。

  我曾提供王時鼎學長一篇文章,引起陳教授寫「我所了解到的國民黨空軍氣象前輩的點滴事迹」,這是空軍測候(氣象)訓練班沒有成立前(及之後),有關空軍氣象早期來自:「北京觀象台、青島觀象台、氣象研究所、東南大學、中央大學、山東大學、西南聯大」很重要的人事,及有關單位及工作紀實。除前述之同學外,陳教授指出其他重要人物(來台者為主)有:空軍氣象三巨頭之劉衍淮(春舫)柏林大學博士,由清華大學進入中央航校,以後長期主持空軍氣象教育;朱文榮(國華)和陸鴻圖(展叔)畢業自東南大學,均從氣象研究所進入空軍,朱在抗戰期間主持氣象業務,空軍總司令部成立出任氣象處處長,來台後曾任精簡業務後的中央氣象局局長,陸則擔任為期7年第一任的氣象總隊長。高振華、陳嘉炎畢業自北京觀象台的訓練班,最早進入航空委員會,是空軍氣象的大老,兩人均來台灣。徐寶箴(康明)空軍氣象訓練班第三任主任,中央氣象局簡任技正;畢夢痕氣象處副處長、鄒新助氣象聯隊組長,趙恕(原名樹聲)在大陸任第五氣象大隊長,在昆明因盧漢叛變,只差一夜未能來台,瞿邃理長期擔任陸鴻圖的助手,殷來朝任氣象聯隊副聯隊長、民航局飛航服務總台副總台長。蕭強(祖忠)在大陸是氣象大隊長,來台擔任氣象局主任秘書;盧楨抗戰勝利後出任台灣551氣象中隊長,之後長期負責台電的人造雨工作。魏元恆來自青島觀象台,為空軍氣象中心第一任主任、氣象班副主任,退伍後任氣象局研發室主任;曹淦生也來自青島觀象台,為空軍氣象中心第二任主任。薛繼勳畢業於中央大學任職於氣象總隊,曾任台大氣象教授;徐應璟也畢業自中央大學,空軍氣象中心第三任主任,病逝於副聯隊長任內;童文海也畢業自中央大學,離開空軍後負責台糖的氣象業務;另一位沒提及的胡三奇也來自中央大學,可能原來不是氣象專業,有在氣象班當過教官及空軍官校物理教授,退伍回母校擔任大氣物理系主任及中大教務長。陳學溶教授提到,民國27(1938)年,由西南聯大第一期畢業六位中,萬寶康、亢玉瑾、鍾達三、謝光道四位進入空軍,另兩位後來去向不明。萬寶康原是山東大學但畢業於西南聯大,擔任氣象聯隊副聯隊長,和魏元恆職務互調,後來接劉衍淮為第二任班主任,空軍官校改為四年制,被借調到教務處,副教育長退伍後,轉任文職教授;亢玉瑾當過氣象大隊長及氣象班教官,來台副聯隊長退伍,是台大大氣科學系第一任主任及台大總務長;鍾達三當過氣象班教官,來台後轉到民航企业,長期在東南亞工作。

  陳學溶教授提及,中央大學及西南聯大氣象專業生各有十位,於抗戰期間進入空軍,後來當然有更多的人留在大陸,大部份轉入軍委(中央)氣象局,少部分留在他們的空軍,如謝光道後來留在他們空軍氣象擔任要職;不少人進入教育系統,如民國34(1945)年中央大學氣象系第一屆唯一的畢業生王鵬飛,在空軍氣象訓練班當過教官,教過第七、八期學長們;奉涂長望老師指派,王鵬飛參與在南京氣象學院的建校並長期任教,現在大陸氣象局鄭國光局長,就是他主導「大氣物理專業」的碩士生。

  有關早期氣象高考及民航氣象

  現在要進入中央氣象局或民航局的氣象工编辑,自「技術人員任用條例」廢除之後,非高、普考的管道不可。王時鼎主任曾提及,早期空軍氣象有不少人高考及格,彭立博士還得過該年度的「高考狀元」,當過台北(航空)氣象中心主任的林鞠情、曾憲瑗兩位學長,就是因高考及格而轉任民航局工作的。

  我國是五權分立的國家,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時期,一共舉辦過18次的「高等文官考試」,其中「氣象」屬建設類,前後只舉辦過那唯一的一次。陳學溶教授有詳細的說明經緯。民國30年中央氣象局正式成立,必須進用合格的「國家公務員」,黃厦千局長向考試院提出員額需求,第二年的第九屆國家文官考試正式將氣象列入,並聘請:呂炯、黃厦千、朱炳海等先生擔任典試委員,除共同科目外,氣象類必考專業科目為:「氣象學、氣候學、實用氣象學、大氣熱力學、天氣預告學」,可見當時動力氣象及數值預報,均尚未進入實質的發展階段。在大陸這唯一的氣象高考,一共有五位錄取:「王華文、徐爾灝、孫月浦(女)、陳其恭(女)、陳學溶」,除陳學溶外,其他四位均是中央大學氣象專業的畢業或應屆生,王華文、孫月浦和萬寶康是山東(現在的海洋)大學的同學,而且是夫婦檔,抗戰勝利後,政府派在氣象局工作的王華文(彬華),回去從日本人手中接收「青島觀象台」並任台長;共軍「解放」青島後,觀象台為共軍所占領,王華文被留下訓練他們的海軍氣象人員,以後轉任海洋大學氣象教授,並著有「海霧」英文專書。陳其恭和陶詩言是同班同學,留美後返大陸;徐爾灝後來留學英國,是位動力氣象學家,後來擔任南京大學氣象系主任,不幸1970年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,劉昭民曾在學會的會刊為文,介紹包括徐爾灝在內的大陸五位英年早逝的氣象學家。陳學溶是其同學楊鑒初和徐延熙邀他一起報考,結果楊、徐反而沒報名,陳學溶考上也受完訓,並沒到中央氣象局工作,還是留在氣象研究所。

  「軍事和航空」因需求性質不同,常獨立於國家氣象服務機構之外。軍事方面以空軍為主,另民航機的「氣象保障」是很重要的一環,所以早期成立航空企业必須要有「氣象人員」的編制。民航開始興起後,大陸在抗戰前主要的航空企业有中國(原滬榕)、中央(原歐亞)兩家,抗戰勝利後則新成立「民航空運隊(CAT)」,實際管理權均在外國人手中。陳學溶先在氣象研究所工作,雖沒進入空軍但參與民航氣象的工作有年,所以也寫了「中國航空企业氣象史實梗概」和「中航氣象工编辑紀事」,這兩篇重要的民航氣象(含航線)文章,中航氣象人員曾高達40多位,大部分為浙江大學、西南聯大、中央大學的本科生,氣象研究所有4位,這在當時我國氣象人員不多的情況下,中國航空企业也是一個氣象人才的集中所。民國38(1949)年11月9日香港的兩航事件,部分氣象人員到美國留香港去台灣,大部分回大陸,其中有25位長期在氣象崗位服務。在台灣CAT的氣象負責人就是王崇岳教授,中華航空企业創立時,有5位氣象人員來自空軍氣象班八期學長,現在民航氣象的服務工作,統一由民航局氣象中心提供。

  有關一些氣象人物的回憶及其他

  在這本書,陳學溶談到的氣象人物相當多,主要集中在民國元年到38年之間,憶及最多的是恩師竺可楨博士。包括他人論及有誤之處,像近年我國算很早出版的氣象史,劉昭民之「中華氣象學史」,對氣象研究所和氣象學會的論述若有誤,陳教授根據「竺可楨日記」或他親歷均一一指正出來。其他專篇有提及的人物有:蔣丙然、涂長望、石延漢、盧沃、呂東明、黃廈千、朱文榮等。

  由於陳學溶出身自氣象研究所,竺可楨創所及兼長浙大,投入行政業務耗時較多,在大陸稱氣象研究所時期,是在涂長望和趙九章兩位服務期間,研究較有成果出現。在國共對立期間,明顯「反國親共」的學者就是涂長望,所以新政權成立就由他出任局長,這很正常而且很受推崇,可惜1962年就過世,但若活過1966年之後的文革歲月,他的命運就很難說了?呂東明是位「地下黨員」,其任務主要就是要策反中央氣象局呂炯局長,無論如何?不能和政府播遷來台,他後來是中共初期空軍氣象很重要的負責人。盧沃曾經和陳學溶幾位同仁,抗戰初期曾為空軍服務過,他們編制還在研究所但薪金改由航委會發放。朱文榮是他的測候學老師,也是我國「高空測候」的開拓者,90高壽時國內氣象界曾為朱前輩出過紀念文集。石延漢是福建省氣象局、也是台灣光復後的第一任局長,回大陸被勞改20年,不幸在釋放返家途中,遭遇車禍死亡。黃廈千是清華大學氣象專業的開拓者,中央氣象局首任局長、中央大學氣象系第一任系主任,在1950年初離開大陸到香港,沒來台灣幾年後去了美國,在大陸幾乎不提他,但黃廈千博士在我國氣象史,絕對有其歷史地位。

  後 記

  民國100(2011)年6月下旬,我到北京正逢「京滬高鐵」通車,第二天就搭乘到南京,希翼見到陳學溶和王鵬飛兩位前輩,他們是氣象學會成立75週年(1924-1999),「氣象尋根之旅」時所拜會過的先進,這兩位前輩對我國氣象史志都很有貢獻,當年陳教授還陪我參觀北極閣「氣象研究所」舊址。大陸氣象界在王教授八十及九十華誕時,均出版「王鵬飛氣象文選」,有關氣象史的內容非常廣泛豐富,可惜當年(2011)3月份王前輩就仙逝,不得再相見。在我離開時陳學溶前輩特送我一本「餘熱集」,共收集34篇文章,這次氣象出版社所贈的「中國近現代氣象學界若干史跡」,正是該集的正式書名,一共38篇文章,其中有關黃廈千一文,是民國93(2004)年10月和他在北京再見面時提及,陳教授有感當月底就完成初稿,並徵求很多人的意見,到2012年3月25日完成修訂稿;台大氣象系王崇岳教授,曾捐款在我們氣象學會,設「黃廈千博士學術論文獎」,得獎人還必須在氣象學會的年會上作學術報告;而劉昭民會友也曾在我們學會的會刊(43期)上,發表有關「黃廈千博士與中央氣象局之成立經過」的文章。

  陳學溶教授民國5(1916)出生於南京市,和葉篤正院士同齡,他們是不同典型的氣象人;陳19歲從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畢業,就投入泰山觀測的實務工作,曾兩度支援大陸時期的空軍氣象,氣象研究所之測站移交給新成立的中央氣象局之後,他是極少數回到研究所之一,28歲進入中國航空企业,曾任上海龍華氣象台台長,1949年之後被調到共軍華東氣象處工作,1954年10月調大陸恢復建制之中央氣象局(原軍委氣象局)系統任職,期間參與「民航氣象」規劃建制工作,1972年56歲時調南京氣象學院,此後有比較重要的學術論文發表,也參與學會恢復後的一些活動,是實際參與各種不同氣象單位有實務經驗的氣象人,可說是少數「氣象史志」的活字典。陳教授的這本書,重點在回顧並記述1950年之前「有關的氣象事」,這正是目前兩岸氣象界,不太清楚或被遺忘的「中華民國氣象史」,很重要的一段歷史片段的組成元素。

  重要參考文獻

  陳學溶(2012):中國近現代氣象學界若干史跡,(38篇268頁),氣象出版社。

  【民國102(2013)年2月25日完稿,11月02日修訂】

 

  葉 文 欽           

  (空軍氣象退伍、學會秘書處退休)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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